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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n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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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统制前提下的经济发展总会因各地资质差异而出现不平衡现象,这是人力无法改变的经济法则作用的必然结果。如同没有外力作用前提下的“水往低处流”,经济要素和资本总会自发地流向最易增殖的福地。得尽天时地利人和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极其适合农耕的一块沃土,自宋代以来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重心,也是东亚农业文明时期最发达的地区。尽管在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远东地区最发达的桂冠不再为长三角所据,但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不经意间又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的史实在一定程度上又为长三角挽回了一点颜面。尽管因受制计划经济束缚的缓步慢行在曾因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崛起后显出愈加汗颜的尴尬,但一到改革开放,乡镇企业就异军突起;一俟浦东开放开发,外向型经济就突飞猛进;一待放宽准入限制,民营资本就风起云涌,这些事实在着实让人回味无穷的同时,又不得不由衷地叹服长江三角洲的神奇活力,并对之寄予深切厚望。长江三角洲人杰地灵、鱼米之乡的历史,交通便捷、人才集聚的现状,加上差不多是远东和北太平洋地区近乎几何中心的地利,使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息壤”,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中占得了优势。2003年,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三省市的生产总值已经占了全国GDP的20%以上。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工业文明不同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时期的优势能否完整带入工业文明值得疑问,同样工业化早期取得优势能否保持下去亦没有必然肯定的回答。工业革命中,最先发达的不是原先农业文明发达的中国、印度、埃及和两河流域,而是农耕条件并不占优的英国、荷兰;同样,德国最先发展起来的鲁尔区和中国重工业化的先驱东北地区都因产业结构的缺陷跌入资源陷阱难以持续保持区域经济排头兵的地位。没有什么优势可能一劳永逸。长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发展离不开区位的优越、地理的便利和历史的积存,但地理位置本没有优劣,现在的发展也将成为未来的历史,长江三角洲能否有更加灿烂的未来,由不了过去,也不能蒙头睡去仅寄希望于未来,它必须取决于现在,取决于现在的发展,取决于现在是否为未来打下了足够坚实的基础,是否为未来预留了足够充分的空间。长江三角洲是个整体,是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共同的家园和舞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长江三角洲能否如愿地从世界重要的加工车间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长三角三省市的区域协调。喜人的是,协调江浙沪,不再只有学术的探讨、理论的说明,也不仅仅光是行政推动、政府忙碌,它已经焕发成实实在在的民间行动。在2003年里,浙江、上海、江苏三省市党政代表团频繁互访,提出的“互相学习、互相服务、互相接轨、互相依托”,明眼人可以看出,这不只是表面的官样文章,在其背后,体现着三地对跨行政区经济、文化、交通等方方面面统筹协调的迫切渴望。继早已贯通的沪宁、沪杭高速公路之后,苏嘉杭(乍嘉苏)、宁杭(杭宁)已经或即将通车,苏沪、沿江、沪苏浙、苏震桃等高等级公路也正在或即将动工。在沪的江浙企业已经超过6万家;江浙的杉杉、春兰、森达、爱特福等纷纷把总部或营销管理中心迁往上海,既加深了上海的中心地位,也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省份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更广阔的前景。如今,不论愿意与否,江浙沪的命运都已经捆绑在一起。江浙特别是苏南外向型经济热火朝天,但是一旦没有了上海这个依托,即使不会偃旗息鼓,也会大打折扣;浙苏特别是浙江的民营经济和资本团队,离开了上海和江苏,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如鱼得水。同样,没有了江浙,上海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更将无从谈起。长三角加速一体化的趋向,不仅仅是因为距离不远,也因为地缘的亲近和历史的暧昧,更因为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在整体上的互补。

中心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总需要广大腹地的存在和支撑。腹地越广,城市的中心地位就越牢;周边地区越发达,城市的辐射能力也会水涨船高的愈强大。东亚历史上与上海同时开埠的城市还很多,但惟独上海声名最响、实力最强,这固然沾了上海地理优势的便利,但有作为中国农业文明最发达、手工业基础最雄厚、兴办实业和经商务工传统最浓郁的江浙拱卫更为根本。有近似上海地理位置的,不会只有一个,但有类似江浙的腹地却仅有上海,这是当年被敲开国门后,上海得以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渔村或县城迅速发展成为当年远东地区最大金融、贸易中心的关键。这是上海与生俱来的天分,反过来也成为江浙的福气。以无锡实业家、宁波金融家为代表组成的江浙财阀取代明清传统的晋商、徽商成为最活跃的商人代表,南通成为近代第一城,无锡一跃而成为民国时期第三大工业城市,都是因为上海。这些是解读上海开埠史无法跳跃的篇章,也是当下协调长三角发展不该拒鉴的史实。

“优秀”是一个并不确指的形容词,评价一个人的“优秀”与否没有千篇一律的标准。对于地区和城市的发展也该同样如此。在没有模仿对象的前提下竞相发展,平庸的外在表现可能雷同,但优秀的外表却不会一致。江浙沪三地的发展,亮点频现的背后,可能也有着共同的弱项,但绝不是平庸。江苏早年以“政府推动+市场取向+集体产权”为特征的苏南模式名扬中外,后以外向型经济傲视群雄、誉满全球;浙江一以贯之地坚持保护并推广温州模式,民营经济的成就有目共睹,依靠丰富民间资本的实力支撑呈现后来居上的潜质。不过,该加倍清醒的是,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无论外向型经济还是民营经济,江浙所以能走在全国前列,上海这个庞然大物的工业城市和中心城市是它们无法不得益的理由。从产业结构上看,1980年代的偏向提供生产资料的苏南乡镇企业与当时还更多地停留在工业城市层面上的上海关联更紧;从资本亲密度上看,1990年代末以来,浙江依靠在本地或外地不断增殖壮大的民营资本蜂拥入沪,赢得了与上海更为亲密的关系。当年,沪宁杭高速公路先开通里程更长的沪宁段;如今,比苏通大桥耗资更多的杭州湾大桥抢先立项动工:两者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这在另一个层次上提供了一个清晰解读江浙两省与上海经济关联度的注脚,反过来,又提供了一个理解江浙两省发展轨迹的视角。江苏,因为上海的存在引来了外资,但因为江苏本省的民营经济相对不强,即便有与上海加强密切程度的主观欲望也难以有实际的进入上海的行动来付诸于实施,最终导致了江苏与上海的关联度及交往热切尽管不低却弱于浙江。资本需寻求增殖,而在寻求增殖的过程中又往往不可避免地会扎堆,浙江的民间资本之丰富,挺进上海的欲望程度之迫切,的确远大于江苏,在上海兴办的浙江企业有5万家,而江苏仅有1万家左右,便是问题的说明。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上海,通过上海进入江浙的资源很丰富,但上海本地的资本和企业进入江浙的却相对不多,尽管百联在江浙攻城掠地,复星也西进南京,南下宁波,但总体上不是主流。

如同不能把毕竟是三个省级行政区的江浙沪当作铁板一块,协调江浙沪,也不能仅仅空谈江浙沪,把江浙沪孤立地仅看成三个僵死的板块。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和指点长三角的协调,必然会有不同层次的划分。从地理距离上,认识和统筹长三角的协调发展,可以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上海与江苏的苏锡常、浙江的杭嘉湖的关系。在这个层次里,必须承认上海无可厚非的中心地位,在其中,当年苏州确定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的指导思想无疑是妥当的,而依靠这个成功的典型便是昆山,昆山从苏南经济基础最为薄弱的几个县份之一举跃迁为江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县市,体现着一种极为可贵的品格。当年在无锡县、常熟县、江阴县、武进县等社队工业或乡镇企业已经获得长足发展的背景下,昆山没有被焦急冲昏头脑,而是有板有眼地根据自己的内生力相对不足的实际稳健地寻找到了突破,一开始就瞄准了招商引资,无论自费建设的昆山开发区还是将眼睛盯牢“三线”支边的企业,都有着创新的智慧和勇气。开发区并不一定不能由地方自费,引资的“资”也不一定是境外的才是“外”资,这两点在今天很多地区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但在当时却是极为难得的突破,结果,抢得先机者并先享尽优势。第二层次,上述的三地与江苏的宁镇扬通泰及浙江的宁波、绍兴、舟山的关系。在这一层里,宁波最为成功,而南京稍次。宁波的成功之处,不仅幸运于它的周边乡村有发达的民营经济,更在于其有跟上海公开叫板的勇气。在前一个层次中,叫板上海的中心地位只会吃力不讨好,而在这个层次,只要恰当地与上海竞争而且不事张扬,必会得到超出努力的回报。宁波与上海东方航运中心的争夺,与杭州浙江经济中心的竞争,对于当事者上海、杭州可能有暂时的不利和委屈,但长远来说,双方都会得益。实力悬殊的争夺只会自不量力,徒增自卑,但条件相仿的竞争,只要目标市场没有被限定死了边界,就只会越做越强,最终爆发出没有被清晰预见的张力。这使关注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的人在面对杭甬、沪甬竞争不必坐立不安。事实也让人感到惊奇,不是拍脑袋产生的重复建设并没有出现恶劣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内生型要素反而加速向杭甬、沪甬沿线聚集,动态的意想不到的得远大于静态的就事论事以为的失。在这个方面,南京的表现相对就显得乏善可陈了。不论从地缘、腹地、历史这些不可更改的前提,还是科教实力、产业基础、人口素质这些可以改变的条件,南京都拥有宁波无法比拟的优势,但南京及周边地区在民营经济上的不足却足以致命,不仅让郊县经济成为短腿,而且还窒息着城市居民的创优意识和创业能力。改变南京民营经济的短腿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最大限度地以实际行动在南京周围尽快形成民营经济高地不仅是南京保持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要求,也是长江三角洲协调发展的需要。第三个层次,是上述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苏浙两省其他地区的关系。在这个层次中,徐州和温州可为范例,衢州和宿迁则为反例。徐州与温州不同,温州的成功在于农民的泛老板化,而徐州的成就更多地依赖于其城市的中心地位。江浙沪协调的发展,需要徐州和温州这些外围城市的繁荣和广大腹地的富庶。上海需要周边地区有发达的(次)中心城市,既是因为上海及长三角中心地区资源发散向其它地区需要中转站和加压泵,也是因为在一个普遍优秀的团体中进步远比一个人孤军奋战要容易。只有周边地区充分发展起来,上海及长三角中心地区的各项资源甚至安全才有可令人信服的保障。目前不足的是,温州的企业虽然众多,资本虽然雄厚,但却相对还不甚规范;徐州的类似徐工、维维等切要虽然规模较大,但在当地却过于形影茕立。更要命的是,苏北的疲软,不仅连累着江苏整体竞争力的提高,也会拖累江浙沪整体的发展。这是协调长三角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协调长三角的发展,在保证上海这个中心的绝对实力不下滑的同时,默认培育出多个中心没有坏处;而且离上海越远的城市的综合实力越强,对于长三角核心区域的长远竞争力的提高来说也只有益处。上海能否真正名列世界最强中心城市之林,不仅取决于其自身地区生产总值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长,更取决于江浙能否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投资苏南和浙北的分支企业越多,江浙两省的制造业越发展,特别是转移到苏南的海外制造业越多,上海对宁波竞争远东航运物流中心的竞争引以为虑的理由也将越发地被稀释,对上海来说的益处也就越大。因为距离和已有的综合实力基础及声名惯性,上海大可放心,苏州变不了上海,无锡更不能;宁波取代不了上海,杭州更不会愿意。同样,江浙两省对双方间此起彼伏的优势对比也大不必杞人忧天。江苏特别是苏南过分地依赖外资,难免会有人走茶凉的担忧,而一旦外资产业链上的诸多环节深深地打上本地化的烙印,危机就会被最大程度地化解,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和丰厚的民间资本的存在客观上是苏南的定心丸,因为,它一方面是苏南加快发展本地民营经济的榜样和动力,促生和激励着苏南地生民营资本,另一方面在进军苏南的过程中,与苏南遍地外资不可能不形成协作互动关系,加速外资企业产业链条的本土化,这或许可能不利于苏南地产民营资本的发展和富民进程,却是维持苏南长期繁荣的关键。资本来到人间,不仅有着肮脏的贪婪本性,也有着立足眼前利益最大化却会带来长远的故步自封倾向。民营资本的原罪还不可能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完全被扬弃,浙江的民间资本与境外进入中国的资本存在的差异显而易见。从发展层次上,浙江的资本还稚气未脱,亟需在发展中壮大、修正。跨国资本蜂拥来到江浙特别是苏南、浙北,给了江浙民间资本特别是浙江民营资本与狼共舞不仅现实而且便捷的舞台。加速民营资本的规范化、正规化经营,不仅是民营资本自身健康发展的要求,也是浙江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而苏南吸引外资高地的形成,客观上给浙江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照系。

评价和预见经济的发展不能忽视行政力量的干预和介入。江浙沪不同发展路径和特征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不同的行政方式。社会进步不仅仅只用经济发展来衡量,经济发展也不能只用生产总值来评价。新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和迫切,作为占中国GDP1/5以上的长三角地区,理应成为自觉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首善之区,走协调发展的道路,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从江浙沪三地传来的信息看出,立足自己已有的基础充分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已经成为江浙沪三省的共识,也为大部分基层县市区所认可。这值得欣喜。只要各地不焦躁地最大程度地挖掘出自身的潜力且不矫揉造作,特色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区域协调发展也会水到渠成的完成。相信终于会等到那一天,协调江浙沪发展不再仅仅只是像我们一样的许多热心人“善良的主观”愿望。

草于2月23日晚,录入于2月24日晚,稍改于2月25日上午

6/30/2004 6:28: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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