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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n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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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众多省份中,江苏无疑是一个独特的省份。作为一级政区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地域内的繁华历史却不短暂,南京东郊的“汤山人”的历史并不比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晚多少已为佐证,而南京与北京是中国仅有的两个以“京”命名的城市更是鲜活生动的最好注脚。地域上横跨南北,徐州、连云港是公认的北方,而苏州则是典型的南方;身处江北的扬州却是文化意义上的江南。不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却是代表和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阵地,当北方鏖战于五胡乱华的烽火中时,东晋和南朝的士族大夫悠然地延续着嵇康们在洛阳精心创制的优雅。佛教文化进入中国并不首先盛于这里,烟雨中却留有对南朝四百八十寺盛况的叹然载述。李白走了,凤凰台不在了,而仙气犹存;李煜去了,南唐破了,而一江春水依旧在流。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吴敬梓、刘鹗乃至罗贯中,与这块土地或多或少扯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而淹城、虎丘、邗沟、胯下桥、乌衣巷、东山、牛首山、黄天荡、金山寺、寒山寺、花果山、明故宫、总统府,……这些故地旧存,是一种历史灿烂悠久的象征,也是文化源远流长的标志,也意味着这块土地有着一种难得的资质和底气,这些为今日江苏保持繁荣、力争率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后盾和依托。

一个地灵人杰的省份
“人杰地灵”这个词在人们描述一个富饶地方,特别又是自己的家乡或祖国的时候,总会不经意的冒显出来。这的确无可厚非。与其他省份比起来,使用人杰地灵来形容江苏,即使不是恰倒好处,也可算名副其实。
地灵才可以人杰。平原占69%,水域占17%的江苏的地理环境在农耕文明占优势的时代可谓得尽天时地利。在面积上与江苏旗鼓相当的惟有浙江。与浙江相比,江苏该有更多的骄傲。同为10万平方公里大小,江苏有的是平原,而浙江更多的是山丘。山丘只是在工业后文明时,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山丘才是资源,而在前工业时代和工业化进程中,平原永远会也该占尽先机。“鱼米之乡”,水是个重要的因素。同样是“pu”,在广东叫“埔”,而在江苏则叫“浦”。于是广东叫黄埔、大埔,而在江苏则有清江浦(淮安清浦、清河的旧称)、浦口、江浦和新浦。水需要承载,除了河之外,湖是关键的载体。太湖、洪泽湖、骆马湖、高邮湖、阳澄湖、石臼湖、滆湖、白马湖、宝应湖、邵伯湖、固城湖、微山湖、长荡湖、澄湖等等加上长江的水面面积甚至比浙江的平原面积还大。在水的灵性恣意汪洋下,江苏没有高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缺憾。江苏的山,没有黄山的秀丽,不如华山的险峻,也比不上泰山的威严,最高的超不过625米,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花果山有孙悟空的“遗迹”,紫金山长眠着孙权、朱元璋、孙中山的英魂,茅山有道教的殊荣,东西洞庭山是“碧螺春”的襁褓……。被传诵已久的“苏杭天堂”、“江浙胜地”,总是“苏”在前,“江”在先,不会只是偶然。
江苏的地灵并非空穴来风,江苏的确有着太多的骄傲。绍兴师爷遍布全国,但惟有安家于淮安才可有周恩来;徽商散布海内,但只有在维扬立足后,才有江泽民、胡锦涛。这种事实的确给人留下了人无限遐思回味的余地。绍兴丰产师爷、绩溪多出商人、婺源常出学究。惟有到了江苏之后,经过江苏水土的养育,才谱写出特殊意义的彪炳史册,这离不开江苏的钟灵毓秀。曹雪芹同样如此。如果祖籍河北丰润的曹家不来南京做官,曹雪芹或许永远只是个汉八旗的武夫或混混。江苏的灵气兆现于秦末,虽然那时尽出武夫。而在此前,与关中、中原、齐鲁悠久的历史比起来,现今的江苏要么还留在大海中,要么相对蛮荒。尽管在秦始皇驾崩后,首先敲响黑秦丧钟的是陈胜、吴广,但最终引爆的却是刘邦、萧何(沛县)、项梁、项羽(宿迁、苏州)、韩信(淮安)等人。随后的楚汉战争更是在两个“江苏”人之间疯狂展开。秦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多出之处,不能不让人思索,这也从此开启了江苏人杰地灵的闸门。此后,历经两汉、六朝、隋唐、宋元,直至明清,这里名人辈出。仅二十五史中有传记的人中,来自现今江苏这块土地上的就有1/4。明清的状元更是有1/3来自于此。有史以来全国著名的画家,籍贯江苏的近半。今日的两院院士亦有近1/4以上是江苏籍。这些在中国所有的一级行政区中无出其右者,令其他省份艳羡不已,难以望其项背。

灵性不限南北
因为近代以后的苏南相对表现平平的苏北光芒太过万丈,苏南、苏北客观存在的差距由而显得更加刺眼,也让苏北的落寞愈益无可奈何。今日的苏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于苏南,但现在不代表一直,如今不意味着永远。苏北的贫困只是相对的,连徐淮盐连宿的狭义苏北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上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以及江苏作为唯一一个没有国家级贫困县的省份的事实便是明证。如果仅仅根据今日苏南、苏北在发展上的差距就得出两地在灵性上存在优劣并认定不该在一个省而主张分省的结论,则必然显得过于武断。江苏的搭配,虽有长江拦腰,但并没有天然决裂。在明之前,虽然长期不在一个行政区下,交往却一直未息。南北都人才辈出,名声鼎沸。除了今天的经济外,苏北并非比苏南落后。历史上,《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淮安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的兴化或盐城都在苏北。唐宋元明清,淮安、扬州、镇江、南京与苏州一道谱写了江苏区域发展的辉煌篇章。江苏一得益于江南、淮东的鱼米,二得益于因鱼米之盛而凿的运河。于是,不说“人间天堂”的苏州,京口的繁庶、江都的喧嚣、清江浦的鼎沸、金陵的华贵都不逊色于史上的国内的绝大于其他城市。同时,洋河、双沟以及高沟、汤沟在中国烧酒文化史上的显赫地位亦是苏省无数勋章中并非不显眼的光荣。无锡只是在清末及近代以后方才突然崛起。常州远没有史上的扬、淮、镇响亮。南通在近代民族工业史上的地位不亚于无锡,在民办教育史上位次与不落于苏州。江苏是个整体。没有淮海的徐连宿,没有江淮的扬淮盐通泰镇,没有南京,就如同没有苏锡常一样,将是一个不完整的江苏,不仅仅在形式上,也在灵魂上。南北的江苏并不存在鸿沟。长江只有区区千余米,远达不到深不可测的标准,虽是地理上的天堑,却割不断紧密相连的地脉。历史上,淮东的张士诚能盘踞在苏州抗衡淮西的朱元璋,本身就说明这块地域南北天然的亲近。而洪武年间,因此而被惩罚的苏州人从阊门外北上淮扬,使得今天江淮诸多家族的家谱把祖籍写在苏州。同光年间因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绵绵战火造成吴地人口锐减,填充苏常江镇松四府人丁缺口,一同打造江南繁华新景的新移民很大一部分是从江北南下的。沙洲有江淮话区,海门、启东、通州部分是吴语区。这些随手拈来的史实都在证明苏南、苏北的隔阂更多的只是心理上的错觉和行政上的误差。江苏客观存在着江淮、淮海、吴侬、金陵四个亚文化区。但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于甚至远小于广府、客家、潮汕,陕北、关中、汉中,淮北、淮西、皖江、徽州,赣南、赣中、赣北、赣东北等其他省份内部区域之间的差异。不可否认,如同很多省份一样,江苏省内的歧视也客观存在。比如,把稍北的人称为侉子,稍南的人称为蛮子,但这只是一种习以为常地口头表达,并没有切实地体现到行动上。现实中的苏州人在南通人面前决不敢过分高傲,因为南通学生的高考成绩不比苏州逊色,通州的民营经济未必比吴中差。只是因为江苏总会不经意地走到并站在全国大舞台的探灯下,只要有一点瑕疵,就会被暴露无遗,从而因名而累,因优而赘,使这类讨论无法不多,偏见无法不深,根本无法让我们独自回味、自由张望。

差异的历史是别样现实的前提
大体以“江”为界,江苏分为苏南、苏北。这种二分,乃至苏南、苏中、苏北的三分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某一时段某一人物什么心血来潮的结果。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演变依据。根据这种依据,江苏南北相对独特的地域特征的形成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指先秦。中华文明是以华夏文明为主揉合包括东夷、淮夷、百越等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文化而成的集合性文化。在华夏民族兴起的同时,其它民族也在同时发生、发展。在夏商及其以前,现今江苏境内除北部一小部分属于华夏势力范围外,大部分地区为非华夏人所据。江北为淮夷,江南为百越,直到商周交替之时,这种远离华夏各自延续的局面才被冲破。这种冲破表现在:太伯奔吴,以中原华夏文化为摹本,结合百越民族实际建立了吴国;江北淮夷在以今天泗洪半城为中心建立了徐国。春秋战国时,徐国渐趋没落而亡,现今江苏境内先统一于吴,既而为越,进而楚,直到公之前224年并归于秦而成一统。江苏南北的分野,在进入文明门槛时,差异就初见端倪。
第二阶段,秦汉直至隋大运河的开凿。秦末大泽乡陈胜、吴广一声号响,天下烽烟四起,但陈吴二人确为匹夫,终未成大事。随起的枭雄项羽、地痞刘邦不仅为汗青留下英雄悲歌,也为今日江苏遗留了历史骄傲。由此可以得出:今日江苏境内的地区在秦末汉初就已经得到很大开发,特别是以徐州为中心的淮北地区。三国开始的分裂局面使得江淮成为南北政权争夺的焦点地区。随着孙吴定都建康,北方土族和难民大幅南迁,江南得到迅速开发,江南吴地有了与淮北地区分庭抗礼的趋向,甚至一度还稍占上风。
第三阶段,隋大运河的兴建至元大运河的重建。公元589年,隋灭陈是对金陵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沉重一击。紧接着隋炀帝兴修运河,再次恢复了江北诸地区在全国的承南启北的地位。随着运河的修建和投入运行,扬州、姑苏(今苏州)、山阳(今淮安楚州)、盱眙等城作为重要转运口岸进一步兴起;与此同时,金陵、徐州却在衰落。江南的经济中心转移到姑苏。江北以扬州、山阳为中心的区域性淮扬文化特征初步形成,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江苏南北的综合实力基本上旗鼓相当,不分上下,在全国的地位开始举足轻重起来。这一地位在五代十国和南宋对峙时有所起伏,但格局基本如此。
第四阶段,元朝大运河的重修至清末海运兴起及津浦铁路的贯通。元朝大运河的重修,既加强了江南在全国的经济中心地位,也奠定了江北运河沿线在全国的运输枢纽地位。这种在全国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造就了今日江苏南北共同的繁荣,使南京、苏州、扬州、淮安、镇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但历史和人文的差异、经济中心和交通中心的区别使江苏南北民众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特征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具体到在两地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徽商身上,江南徽商受到强大的地主士绅和归藉官员的掣肘,其商人的奸佞被有效的消解。商人势利意识在江南被地方士绅有力地引导至积极的方面。与江南不同,江北徽商由于没有强大的土著封建士绅的制约,这种商业资本的势利和短见未能有效的克服,商业资本的自身缺陷造成了奢移的消费习气,不仅在商人(主要是盐商)中表露无遗,而且极其严重的感染了官场,影响了民风。
第五阶段,海运的兴起至今。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入海,运河年久失修,运力下降。1853—1864年太平天国鏊战东南,扬州、苏州兵荒马乱。同时,上海兴起,资本主义文明东来,海运安全度增高,漕运改为海运使运河风光不再,扬州的银号、钱庄东迁上海。苏州的经济中心功能东移,淮安(今淮安楚州)、清江浦(今淮安清河)的交通中心丧失。除却上海、徐州、南京外其他江苏名城在全国的地位急剧下滑。苏州、扬州、淮安由全国性的中心城市降格为地区性中心城市,甚至县域中心城镇。但这种地位的变迁对苏南、苏北的影响程度并不一样。苏州扮演的经济中心角色转移到上海,对苏州城区外的大部分苏南地区来说,差异只在于全国经济中心稍稍换了位置。但扬州、淮安的衰落对苏北带来的打击却是致命的。虽然徐州因铁路而重新崛起,但地理位置对于江苏的江北地区来说实在太不正中,从此苏北腹地没有了可供支撑的中心城市。

南北的殊途同归与建设新江苏的努力
话说的人杰地灵总不能无凭无据。文化上人才辈出的地区,尽管不代表人们在营生技能上也超常优异,但也不至于贫瘠荒芜。除了早年传说中的富可敌国的范蠡和明清肇起于吴县太湖东、西山的洞庭商帮外,江苏鲜有土著的流传全国的商人集团,与晋商、徽商疲于东跑西涉而成就庞大家业相比,繁衍生息于江苏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更乐意实践着一种男耕女织、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在这个理想下,农耕时代最高的地域殊荣“鱼米之乡”不用过分地刻意追寻,就会不费徒劳之力地从天而降。这里的确是一块神奇的息壤。江苏人依赖着天赐的农耕时代最优的条件,无需四处奔波,就能衣食无忧。虽没有学会大进大出的经商技巧,却形成了扎扎实实兴办实业的传统。兴“业”的传统历来是江苏地域最大的经济特征也为当年提供清代7/10的税收和3/10的田赋和今日仅以1%的土地创造了全国超过1/10的财富奠定了实实在在的丰腴的物质基础。
然而正是因为上天过分的垂青,灾难也过多地由垂涎他们。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乃至现代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倒了高家堰,淮扬不见面”,人祸、天灾,不愁没有荣光的江苏也不乏频繁苦难的降临。与其拥有的过多的幸运比较起来,更显现出一种悲壮,也扯平和打消了旁观者顾虑其因得到上天过分眷顾而滋生恃宠而骄的可能。祸福相依,多灾多难总会相伴相生着新的多福多喜。历经艰辛,必有所得。唐代的扬州俨然已是东南第一都会,明清时的扬州捎带上江宁、苏州、淮安、镇江一道勃兴。近代,扬州的势微只是偶然的一点偏差;源于江苏的上海的崛起,无锡的不经意间一跃成为民国时期全国三大工业城市之一,不仅仅是因为幸运之神的再次莅临,也体现着江苏无可厚非的资质。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外向型经济高歌猛进,是江苏改革开放以来两大亮点。然而,两者在经验传播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尴尬,无论乡镇企业还是外向型经济都有适用边界的问题,不加区分的把成功经验拿到落后地区去推广,难免会有屁股指挥脑袋之嫌,苏北之所以是苏北,是因为它不是苏南。苏北需要学习苏南,但不应该把克隆苏南作为方向。苏南能够不断光芒四射,离不开位于它东、南方位的上海、浙江的存在。真正成功的苏北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模式应该与苏南所有区分,正如历史中的苏南、苏北特征的形成一样。而苏南、苏北、苏中的三分及其各地的认识和行动同样应该如此。万喜的是,江苏当下的发展措施多少已经体现了这一策略,但效果如何,有待验证。而且更需要关注的不是效果,而是过程中是否如实贯彻了苏南、苏中、苏北差异化发展的原则,这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应该包含的应有之义。人杰地灵的江苏理应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复兴中作出应有的积极贡献。率先进入高教大众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7%的教科优势一旦找到一个切合的突破口后,必然会支撑、推动江苏发展的更进一步。
无论怎样,江苏都是幸运的。尽管这种幸运依靠的是江苏人不懈的努力,也有意无意地体现着一种悲戚。江苏不会走捷径,也不善于涉险跑过雷区,相反倒适应于不断地被树立为榜样,承担着牺牲。改革开放后,江苏依托脱胎于社队企业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重新成为全国强省,依靠的不是政策倾斜也不是普遍出现的假冒伪劣。民国成立后,取消府、州,避免全国县名重合而进行的更名中,仅仅淮安一府就有四个县被无奈换名,因为陕西、湖南、山东、盛京有同名县份,山阳、桃源、清河、安东就不得不改为淮安、泗阳、淮阴、涟水。除非万不得已,一个地域的人民总不会乐于频繁更名,在那场更名中,为什么偏偏是江苏的而不是其他省区的县份作出牺牲,原本就透露着一种信息。铁本事件也延续着历史一贯的这种逻辑。但“祸乃福之所依”,一味地横冲直撞,没有停顿,不仅易滋生浮躁,而且会招致致命伤害。铁本的教训不可谓不大,但收获亦不可谓小。面对失误,绝不能扼腕叹息、固步自封,一定要牢牢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和精神,对一个省份同样如此。在这个紧要关头,江苏省委召开的十届七次全会体现着一种很好的精神状态。面对不断浮沉的江苏,我们没有理由不看到希望,没有信心不由衷期待,一个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江苏将会出现。
笑看沉浮,祝福江苏。

6/30/2004 6:26:3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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